转载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栏目几篇质疑王澍设计思想及其作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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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栏目编者按：
       王澍获颁2012年的普利兹克奖，距今恰好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微博上有两次规模颇大的民间讨论围绕王澍展开。一是在获奖之初，人们普遍沉浸在“中国人获得了建筑界诺贝尔奖”的震憾与快感之中。第二次是3月25日晚，央视《面对面》栏目播出王澍访谈《一个建筑师的理想与现实》后。到底如何对待王澍与来自美国的普利兹克奖，《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本期呈现了一组观点截然不同的稿件，希望能让读者对之有更多思考。

　　
灾难性的普利兹克奖
作者：河清（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源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8759/2012/4/2/771002.shtml

前不久，中国的王澍先生获得了美国普利兹克建筑奖。该奖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据称，除了美籍华人贝聿铭曾获此奖，王澍是唯一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于是国内媒体立即予以热烈赞美，仿佛是中国人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中国建筑终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的确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与诺奖一样，普利兹克奖背后也潜藏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战略。

正如我把以装置、行为、概念为主要形式的艺术称为“美国式艺术”，这种以楞形-硬边-非装饰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现代主义建筑”或“国际主义风格”，其实是一种“美国式建筑”。

“美国式艺术”的祖师爷是法国人杜尚。“美国式建筑”的祖师爷也不是美国人，而是瑞士人勒柯布西埃等人。但，就像美国人在杜尚“装置”日常物品的道路上推出了美国波普艺术，随后以“当代艺术”之名推向全世界，美国人也把勒·柯布西埃等人开创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命名为“现代建筑”，然后推向全世界，形成所谓“国际主义风格”。

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的大奖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艺术——所谓“当代艺术”，普利兹克奖则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建筑——所谓“现代建筑”。这些“现代”“当代”“国际”的名词，背后都躲着美国。美国正是通过这三个冠冕堂皇的名词，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操控了世界“艺术”和“建筑”的主导权。

美国本来是文化的沙漠，艺术的沙漠。与欧洲相比，美国人品位相对粗俗，崇尚欧洲文化艺术的精美，但二战后，为了控制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导权，与前苏联对抗，美国硬是把粗俗、简单、大众的东西，命名为“当代艺术”，加以神话，并在金融市场天价炒作。美国人也把形式简单、常常像小儿搭积木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奉为“现代建筑”，大力宣传、推广，并加以奖励。

美国式艺术和美国式建筑，都以否定欧洲艺术和建筑的精美为标志。

小儿搭积木战胜了“建筑美术”，简单战胜了精致，粗陋战胜了文化！

正如杜尚的“作品”小便池，玩日常物品，是一种“反美术”，勒柯布西埃开创的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也可谓某种“反建筑”。

为什么“反建筑”？

从远古以来，人类为抵御自然的风雨日晒而建造的建筑，大都是三角坡面屋顶或圆穹顶。即便在干旱少雨雪的地区有平屋顶的，也非直棱直角，而是造型丰富多变。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都有装饰，就像人们装饰一件生活用品一样，因为人类有装饰自己生活空间和生活用品的天性。这也是文化和文明的本义。

中文里的“文”字，来源于甲骨文里的“纹”字，即“装饰”的意思。所以可以说，文化和文明，就是“装饰”本身。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一种自然之上的“装饰”。

而西方“现代建筑”的理论祖师爷阿道夫·卢斯公然宣告“装饰是一种罪恶”，摒弃在建筑中使用一切装饰性的因素。勒柯布西埃也有名言：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把工业机械的概念引入建筑。他们以工业化的“功能”的名义，提倡直棱直角的“楞形”，实践上得到德国包豪斯学院工业设计的支持。

二战后，美国出于独立于欧洲的文化战略，接受了这种楞形建筑，并将其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美国“现代主义”楞形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设计的纽约西格拉姆大厦，还有纽约联合国大厦，可谓这种“现代主义”楞形建筑的典型。装饰退尽之后，只剩“木四方”的楞形。光秃秃，直愣愣。

这样一种“楞形”建筑，与人类历史上所有形式的建筑都截然相反，抛弃了装饰或“文饰”，难道不可以称之为“反建筑”？

古希腊建筑虽然有三角形和矩形，但带有丰富的装饰。正是这些建筑装饰，构成了古希腊艺术的精华。中国的天安门，端庄、整体，也不露声色地带有装饰。屋檐带有浅浅的弧线，没有直愣愣的“木四方”。中国江南民居的屋顶，也充满装饰，还有雕梁画栋。福建广东民居的雕饰，甚至显得有些太过繁复。即使今天的江南农村建房已不兴雕饰，但我在某些村庄动情地看到，村里每个房顶屋脊的两端，仍然翘起两个瓦片弧形!

而西格拉姆大厦和联合国大厦这样的标准楞形，都是硬硬的直线和楞楞的直角，毫无装饰。

除了地平线或海平线，直线在自然中几乎不存在。直线更多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显现，意大利未来主义艺术热烈赞美直线。所以，直线以及直线对自然的切割，也代表了人类的虚妄，一种“反自然”的人类标记。

这种直线的切割，美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硬边”，甚至专门炒出一个“硬边绘画”或“硬边艺术”。这种直角四方的“楞形”，美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极简主义”艺术。看看贾德的“极简”矩形体和勒维特方格形，都是标准的“楞形”艺术。

许多美国艺术批评家坚称“极简主义”是真正的“美国艺术”。他们认为，别的东西都有欧洲渊源，只有极简主义才是真正的美国货。这种观点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因为“极简”楞形还是有欧洲的渊源（包豪斯），但确实是美国人把这种“极简”楞形奉为神圣，推到艺术的高度。

只要不是瞎子，人们都会看到“现代主义”楞形建筑，与美国“极简主义”楞形块体，有明显的关联。

西格拉姆大厦和联合国大厦，可以说是贾德“极简主义”矩形体的放大。我之所以把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称为美国式建筑，部分理由正在于此。

当然，所谓“现代建筑”中，少数情况也有弧线和不规则的几何形。但这些弧线和几何形也都是坚硬、人为的，与自然没有关联，却与美国倡扬的抽象绘画和抽象雕塑密切关联，是其立体化的放大，可谓某种“抽象建筑”。

但，正如西方几何抽象画，如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蒙德里安等人的画，任你把几何图形翻来倒去，总显得单调、冷漠。把几何抽象图形立体化，放大成抽象雕塑和抽象建筑，也呈现同样的单调、冷漠、空洞。

浏览一下历届普利兹克奖得主的建筑作品，大部分是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风格的建筑。除了个别得主的少数作品，大部分可谓平庸、单调，甚至恶俗，只是符合楞形-硬边-非装饰的标准。

获奖者、美国建筑师盖里的“解构主义”建筑，主要风格好像卷曲的铁皮，一片片乱堆起来，实在形同一堆垃圾。建筑的本义是“建构”，他却标举“解构”的概念，只是为垃圾诡辩。获奖者、荷兰建筑师库哈斯设计的央视大楼，就是一座“双膝跪地”的歪门斜楼（就像众多“当代艺术家”都没有进过美术学院，这位获“世界”建筑大奖的仁兄也没有受过专业建筑训练）。获奖者、法国的让努维尔设计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被法国人讥讽为“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四座玻璃塔楼根本不适宜于用来藏书，完全不实用。另一位获奖者、巴西人尼迈耶，主持设计了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的三权广场以及巴西议会和大教堂，建筑形式非常概念化，城市空间非人性化，结果巴西人宁愿住破旧老城，也不愿住到“现代”新城，出现了所谓“巴西利亚综合征”，也称“巴西利亚症候群”。巴西老百姓用脚投了普奖得主作品的反对票。

这样的建筑和城市空间，从空中鸟瞰，或从照片、效果图上看，常常显得“宏伟”，但，正如丹麦批评家扬·盖尔所批评的那样，恰恰无视了“人的尺度”（见《Cities for People》），极其非人性化。

普奖得主们的作品中，愣头愣脑，秃头秃脑，头重脚轻，尖嘴利牙，出筋露骨，歪七斜八，危若叠卵……应有尽有。

中国“现代建筑”的卫道士们马上会指责我，凭什么如此低评这些普奖得主的作品？

我想说，英美文化里唯一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和借鉴的，是英美的陪审团制度。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那些学法律的“精英”都通通靠边站，相反是请出一些普通老百姓，随机抽样，任意从普通人中间选出代表，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常识来判定此人是否有罪。在中国，我们应该像英美陪审团那样让普通百姓来判断一个建筑是否美观好看，值得赞赏还是很糟糕。北京老百姓对央视大楼已作出了判定，称其为“大裤衩”。多么精准的形容！不管这位普利兹克奖得主库哈斯怎么忽悠，中国老百姓已经对普利兹克奖推崇的建筑投了反对票。

千万不要忽视老百姓的眼光。社会百姓才最具有常识。尊重社会百姓，就是尊重常识。英国的所谓“习惯法”也是对社会习俗的尊重。而普利兹克奖所奖赏的楞形-硬边-非装饰的抽象建筑，事实上是少数所谓“精英”对社会百姓的专制暴政。

在美国文化势力的推动下，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像瘟疫那样在全世界蔓延。

但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并没有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建筑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对其提出了批评。英国建筑批评家詹克斯尖锐批评这种楞形建筑像“鞋盒子”、“文件柜”，导致了“建筑形式贫困化”和“城市环境恶化”，甚至宣告：“现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死亡。”詹克斯高度赞赏“中国的园林空间”……

扬·盖尔也直率批评了好几位普奖得主，如福斯特、库哈斯和盖里的作品，甚至称那些忽视“人的尺度”的建筑师是“鸟屎建筑师”或“国际妓女”。法国民众也痛恨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以致要“绞死建筑师”……

需要澄清的是，就像西方“当代艺术”不是时代意义，而是种类意义，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也不是时代意义的“现代建筑”，而只是一种种类的建筑，一种类型的建筑。这是一种美国在二战以后在全世界推广出来的建筑形式。

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从审美、形式的丰富性甚至实用性上看，毫不优越于古希腊建筑，更不优越于中国传统建筑和中国园林建筑。至多只构成一种建筑种类的意义。

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建筑种类，可以在中国文化审美标准下，以中国文化精神为主导，为我所用。中国人从来不拒绝洋为中用，但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中体洋用。可悲的是，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降，中国接受西方社会进化论，开始了全面文化自我否定，文化自卑、自虐、自宫，全盘西化，这种楞形建筑便成了一统华夏大地的主导性建筑了。

有人会说，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现代建筑”，是与钢、玻璃、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相匹配的，是现代工业化的要求。或者说，是工业化的功能主义，要求这样楞-硬-非装饰的建筑。完全是伪逻辑。

其实，钢、玻璃、水泥等现代建筑材料，可以与世界各地域的建筑形式相融合。巴黎的大宫和奥尔赛火车站（如今的奥尔赛博物馆），主墙是大理石的传统风格建筑，穹顶是玻璃和钢铁架构，传统风格和现代建筑材料完美结合。米兰大教堂旁的商廊，也同样是古今融合。英国的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甚至用玻璃和钢铁架构建了一个哥特式建筑。法国巴黎的地铁站出口门，竟然把钢铁铸成植物形状……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一个非常热爱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了许多所学校建筑，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材料完美结合。其中最著名的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他在规划燕京大学校园时，非常注重整体规划，设计了石桥和塔——未名湖畔的博雅塔。谁能想到，今天北大校园建筑里最有文化底蕴、最精华的部分，竟是一个老外设计的。诚然，当时英美新教教会在中国大建学校，为了伪装自己更好地进入中国传教，不那么凸显文化差异，有意把学校设计成中国风格。但墨菲的确是非常热爱中国建筑，真心实意作这样的设计。

民国时期的一些中国建筑师，也没有像今天的中国建筑师那么文化自卑。他们在南京等地，留下了一批相当像样的建筑。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建筑材料上，而是出在设计师的文化观念上。如果你文化自信，热爱自己的建筑文化和建筑形式，那么，使用什么样的材料都可以，没问题。如果中国建筑师有充沛的文化底气，热爱中国的建筑种类、类型（中国传统建筑是人类建筑文化中最伟大的种类或类型之一），必然可以从中汲取无限的灵感，做无限丰富的变化和延伸，设计出既有现代材料又富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建筑。

但是，今天的中国建筑界众多建筑师，不认自己的建筑为建筑，只认人家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是建筑。他们没有自我，只会把普利兹克奖得主、“世界建筑大师”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毫无灵感地跟在人家后面拙劣模仿。库哈斯、盖里等人屡屡在中国得手，几乎都是洋奴们宠出来的。

这些没有文化灵魂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当然没有元气，当然只能是一些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货色。

最近，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最后入选的四位建筑师，清一色是外国设计师，其中三个是普利兹克奖得主。令人悲哀。普利兹克奖评委们，是一个小圈子，是一个玩自己游戏的同道俱乐部。普利兹克奖所奖励的建筑风格，表面看来似乎多样，但其实大体统一（同一）——楞形-硬边-非装饰的风格。西方“当代艺术”呈现的“同质的多样性”，在当代建筑界也一样：世界各地“现代建筑”仿佛多样，建筑师仿佛也属于不同国别，但搞的建筑都是“同质”——同一的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美国式建筑。

普利兹克奖获奖者主要是欧美人士，尤其是新教国家人士。我曾说，西方“当代艺术”代表了一种北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以美、德为轴心，英、荷、瑞士等新教国家为主导。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也代表了北欧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审美”。所以，迄今为止的34届普利兹克奖，大多数获奖者都是新教国家人士，有近20位。其中最多是美国人，有8位。之后是 “归顺”新教审美的天主教国家人士，如法、意、西、葡，以及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最后点缀几位亚洲人士。一位是伊拉克裔，但入了英国籍。一位华裔，也入了美国籍。还有若干日本人，以及中国王澍。

所有普利兹克奖得主都必须归附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美国式建筑。你归顺人家，加入到了这种统一、同质的“国际主义风格”，人家才会给你一块糖。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来仰望这块高悬于主人之手的糖，或骨头？

本人一直不欣赏王澍的设计。我在2003年写的《应当绞死建筑？》一文里，已经不点名地批评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用中国青砖装置一堵墙，也称表达了‘中国建筑空间文化的智能与神韵’。欲加之意，何患无辞？”有的年轻建筑“精英”，“本是西方现代楞形建筑的铁杆信徒，却也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幡：那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伪子孙。”指的正是王澍。

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靠杂耍中国文化符号在西方走红，如法国H先生做一个大药葫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做指南车，美国C先生玩火药和占卦算命，还有X先生玩印刷术和文字……

同样手法，王澍也只是在杂耍中国建筑符号。王澍两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一次是搬一些中国青砖去，另一次是运一些老瓦片去。中国人要在美国人的场子里露头角，无论搞“当代艺术”还是建筑，都得顺着人家，表面上装潢一点自家土特产，但玩的形式必须是人家的。

王澍在建筑上披上一点中国的表皮符号，号称“批判的地域主义”。但他根本的建筑理念是楞形-硬边-非装饰的西方“现代建筑”。中国符号只是一种伪装，骨子里是铁杆的西方楞形建筑价值观。

王澍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新校区，一期工程的主体建筑都是楞形-硬边。中央是一个孤立突兀的炮楼，旁边是一个钢架断头桥。还有一个极简主义楞形的展览馆，像一节过度加长的封闭集装箱。没有窗户，进深短而上下高，完全不适宜搞展览。校区许多建筑的外立面，架了几层老瓦片的披檐，挡光又不实用，与北京街头现代大楼顶上建几个中国式亭子一样恶俗，或如同一个画家在画面上写几个中国书法字，就说是表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一样浅薄。二期工程更是没有统一的规划，一堆建筑群没有整体的建筑风格，一座楼一个样。形形色色的楞形-硬边中间，夹几座披中国砖瓦外衣的房子，杂乱无章。尤其，新校区建筑非常不实用，学生老师对校舍的抱怨不绝于耳。没有窗户或缺少窗户、迷宫、断头路道……一次，在我给两百位中国美院硕博研究生上课时，有位同学问我对新校区建筑怎么看？我说：“二期工程就是一堆垃圾！”结果全场响起一片热烈掌声。可见生活于其中的“居民”并不认同王澍“世界水平”的设计。

他设计的宁波美术馆，也是一座楞形建筑，同样不实用，工作人员一片抱怨声。展览空间过高，空调成难题。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又过小，压缩在一个很逼窄的空间。美术馆正面外墙的杉木板，没用几年已开始风化漏风……

就像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直接抄搬西方“当代艺术”，王澍的建筑设计也基本上是模仿西方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的“大路货”，多多拼凑、抄搬人家的痕迹。中国美院新校区一期建筑里，水泥墙体正面用木板门面，明显与美国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院大楼的木板门面雷同。

据说成为王澍获奖的主要作品，宁波历史博物馆，一座堡垒式的歪楞斜角的东西，除了中国砖的表皮，放到西方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里，并无新意。尤其，堡垒式、头重脚轻、窗户细小的形式，明显抄搬布劳尔设计的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只是把人家的倒阶梯形，换成倒斜形。

克莱尔曾批评：“布劳尔设计的惠特尼博物馆，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或未来的布鲁塞尔现代艺术博物馆，整幢楼显然像一座碉堡、城堡或混凝土掩蔽工事，自我幽闭，自我掩盖（《论美术的现状》）。”可见，王澍把博物馆设计成“自我幽闭的碉堡、城堡或混凝土掩蔽工事”的理念，也是抄搬自西方，哪怕在西方已经过气并受批评。

但王澍的母校、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老教授郑光复先生亲口告诉我，说王澍“基本不懂建筑”。我的理解，光复先生这样说，是因为王澍缺少以“人的尺度”来做建筑设计的基本功。一个建筑师首先要关注的，应是“人的尺度”，是居住者生活于其间的舒适。而王澍恰恰在这方面“基本不懂建筑”。

王澍喜欢表示崇尚中国文化，平素以中国“文人”自居，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命名为“业余”，意在表示他的“主业”是文化。这是王澍最具欺骗性的一面，确也蒙住了不少人，在此不得不作一些说明。

王澍确是读过一些中外的书，但是他的理解是夹生的，他的文章也是夹生的，引用杂乱，不堪卒读。他没有进入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维度，根本不懂中国文化艺术“中和之美”的根本精神，不懂中国建筑文化里极其重要的“风水”观念。他没有意识到，他那些愣头愣脑、歪角斜边的东西，都是与自然和谐的中国“风水”精神犯冲的，在中国风水观里，都是凶灾不吉利的。

他在建筑中装点的旧砖瓦，不过是一些脱离原先母体的建筑尸体碎片，没有生命气息，仅仅是建筑最肤浅的表皮而已，并不体现中国文化的氛围和气场。

最要命的是，他缺乏一种规范或起码的逻辑思维。他的思维和表述，充满牵强附会，会把两个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牵扯到一起。库哈斯辩称央视大楼是一个美妙无比“连续的巨环，自我运转不息”，甚至“与故宫的审美相一致”，这样的诡辩术，王澍是有过之而不及。

他最早的一个设计是苏州某学校的图书馆，是一座标准的楞形-硬边建筑，但他坚称其灵感来自苏州园林艺圃。工作人员抱怨迷路，据说他是根据中国的影壁原理。中国的影壁仅仅具有遮挡外人目光的功用，方位明确不会让人迷路。王澍要在实用功能性的建筑空间里玩迷宫性，显然是对中国影壁功用的附会理解。

宁波历史博物馆建筑设计的正式介绍中有：“公共空间永远是多路径的，它从地面开始，向上分叉，形成一种根茎状的迷宫结构。”王澍不懂得，在中国的园林空间里，的确可以是多路径的。但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功能性建筑里，观众明确自我定位是首要的功能。中国园林空间又被夹生歪用了。

介绍中还有：“山的物性是它（博物馆）唯一要表达的。上半段开裂为类似山体的形状……作为一座人工山体来设计，这种思考方式在中国有着漫长的传统。”天晓得，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哪有头重脚轻的倒立山体？中国哪里有把建筑当成人工山体来设计的？更何来“漫长的传统”？如果说假山是人工山体，但并非建筑……这已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真正的忽悠了。

这座造价2.5亿元的博物馆，王澍先生称使用旧砖瓦是“节约了资源，体现了循环建造这一中国传统美德”。是不是有些夸大和矫情？博物馆外表是砖瓦水泥的灰色（水泥灰色在西方当代建筑中比比皆是），说是“体现宁波地域的传统建造体系，其质感和色彩完全融入自然”。是不是也很牵强？

王澍设计，只是杂耍中国文化而已。披的是中国文化的表皮，表皮下面是西方的楞形建筑。他获普利兹克奖，一点不足为奇。如果有人认为，西方把普利兹克奖给了王澍先生，是因为王澍先生的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那是莫大的误解。人家看中的是内里，而不是表皮。

王澍奉行的是西方现代建筑的理念：建筑是建筑师个人的作品，建筑以追求个人风格、形式的怪异、概念的离奇为至上，与当地社会文脉背景无关，建筑的实用性可以被无视或忽视，“人的尺度”可以被无视或藐视。这样的理念完全是“反建筑”的，违反了建筑的根本要义。普利兹克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鼓励这样的理念。

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崇尚的是一种“中和之美”。

中，即中庸，不过分。和，意味阴阳对立、变化、呼应、运动、激荡……但依然和合，丰富而圆融。天安门城楼，是这种中和之美的建筑典范。墨菲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中国建筑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国的建筑形式非常丰富，空间分割非常自由。顺自然，重人性，达到极高的智慧。中国的园林建筑空间，不仅关怀人的生活起居的舒适，还注重人的审美享受和情操陶冶，将园林设计成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空间，可以说是最关注“人的尺度”，是最人性的。郑光复先生花十年心血，著成《建筑的革命》一书，对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有着极其精深而精辟的分析。有心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一定大有获益。

郑先生自己饱读诗书，在《建筑的革命》一书中，古典诗句和词句，信手拈来，或作为总结，或作为点睛之语，妙语成珠。他自己在建筑设计中，非常注重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他生前最后一个建筑设计，是浙江长兴的大唐贡茶院。他告诉我，为设计这个建筑，他花在文史典籍考据上的时间，要超过建筑设计的时间。我去看过这个大唐贡茶院。整个建筑完全融合于当地的地形和竹林之间，透露着令人怡然的“中和之美”。没有“现代建筑”的凌厉楞形及其“对自然的侵略”。整个建筑既有考据出来的唐代建筑之风，又有现代建筑材料的构架。这样的建筑，才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可叹故人已逝，风物长存。

普利兹克奖或普利兹克奖的得主们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央视大楼就是一例。

中国建筑界是洋奴的重灾区。中国众多大学的新校区，都是清一色这种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无数中国的中小学校舍建筑，还有无数的中国城市建筑，也大规模的是这样风格的建筑。当今中国人生活起居、面对目睹的建筑景观，压倒性的是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而中国自己的建筑种类和类型，慢慢被湮没于无影，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精神慢慢被消解于无形。这种楞形建筑，直棱直角，在中国人的日常景观中到处给人硬邦邦的感觉，散发着戾气。

这次普利兹克奖给了一位中国人，建筑界的洋奴将更加挟洋自重，更将对中国建筑界发生灾难性的影响，使楞形-硬边-非装饰的建筑更加在中国泛滥。

普利兹克家族与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巨富后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洛克菲勒家族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被称为“民主和自由的堡垒”，普利兹克家族设立建筑奖，也有意识形态的旨意。那就是弘扬美国文化，以“当代”和“国际主义”之名，将其推广于全世界，消解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化。

最近这些年的诺贝尔奖，应该可以让国人清醒，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是什么货色。这个普利兹克建筑奖，也是同样标准，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最高建筑奖，而不过是用来奖励全世界的美国式楞形-硬边-非装饰建筑。

中国的建筑师们不能再继续迷信普利兹克奖了。伟大的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自然变幻、天人圆融的中和之美，才是当今中国建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耻辱
作者：贾布（作者系《di设计新潮》执行主编）

源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8759/2012/4/2/771000.shtml

一个月前的2月27日晚，一个没有加V、只有百来粉丝的微博账号率先发布了这条消息，并附了一个普立兹克奖中文网站的网页，内容便是普奖评委会于2月28日宣布2012普奖颁给王澍的新闻。

那个晚上，和建筑多少有点关系人的微博估计都被这个消息刷屏了。大家都在半信半疑间争论消息的真假，有人说已经和当时身在美国的王澍通过电话并且王澍亲口证明没有这回事儿，有人说百分之两百的已经确认是真的获奖了；有人去查了普奖网站，发现只有中文网站上有这条消息而英文网站上没有，据此认为是普奖的中文网站被黑了，也有人认为这个中文网站本身就是假的，还有人认为是黑客的英语不好，否则英文网站也会被黑；有人试图分析造假者的目的，认为这不是在黑普奖，而是在黑王澍；更有善良的人，担心这样的造假行为会影响中国建筑师在普奖评委心目中的形象导致我们从此得不上普奖。

的确，这样一个至少在建筑界算得上是年度头条的大新闻，以一种非常不正规的渠道传播，还很乌龙地比官方时间早了一天，又有如上种种疑点，这样的消息，在未经过官方渠道正式认可之前，人们当然会怀疑其准确性。

怀疑总是有道理的。中国的文学界一直有诺奖情结，每年到名单宣布之前，总会有消息人士出来预告某某中国作家今年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名单。而在建筑界，这样的预言在前些年还不曾有，说明我们的建筑师还没有惦记这个奖。

还没惦记，就得奖了，真是天上掉下的一块大馅饼。彼时，虽然获奖的消息尚不确切，但是微博上已经开始分享这份荣誉和自豪。有人提议在东南大学门口给王澍立个像，也有人建言东南大学还是赶紧给他补个硕士毕业证为妙。有人将此消息和“宿敌”日本对比，日本有4人得过此奖，中国现在终于有一个了，最爽的是，连伊东丰雄都还没有戴上普奖的桂冠，却让中国人给抢了先。

人们习惯性地立刻将这个消息上升到了国家与民族的高度：给中国建筑师长脸、中国建筑师的骄傲、中国建筑史的骄傲、中国人的骄傲、代表东方文化的魅力，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话语权，给中国建筑指明了方向……之后的两天的媒体报道中也普遍对获奖持此论调。

狂欢之时，也不乏冷眼者。消息在微博上公布后不到五分钟，就有人敏感地指出，今年的普立兹克奖的颁奖地是北京，今年普奖的评委会中有张永和，今年的普奖颁奖礼有中国财团的赞助。这几个极具暗示性的事实，引导人们以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对王澍之获奖进行定向推理。

比起阴谋论来，似乎更有杀伤力的是对王澍之建筑本身的否定和质疑。首当其冲的，王澍造的房子不实用。以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为例，宿舍窗户不规则、采光差、通风差，据说有的窗户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在上厕所。有人指出杭州御街的方案里，关于向下进行考古挖掘和微型博物馆的概念都是别人的智慧。

对于任何质疑，只要是以某种事情为依据——不管事情是物理性的，还是某个使用者的个人感受，都需要被倾听和被尊重。以我个人经验而言，参观过象山校区，作为参观者，我很喜欢，当然因为没有真正使用过那些建筑，不知道是否实用。另外，王澍曾为上海的顶层画廊设计过其酒吧部分，我认为是 一个相当有想法、又相当不舒服的设计，因为那个黑乎乎、冷冰冰的空间总让我没有坐下来的欲望。

我不怀疑这些质疑与批评的真实性，但我也不认为这些散点式的批评就可以作为充分的证据并否定一个建筑师的价值。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实用的房子多是我们熟悉的房子，在城市里，就首推几室几厅几卫带阳台、一梯几户的这种成熟的公寓房型（建筑师都知道，这是个挣钱不动脑子的活儿）。之所以说它实用、宜居，是因为为这种房子提供的软硬件配套设施都是成熟方便的，也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房子所承载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于不认识邻居，如果突然把你和邻居放在同一个空间里（像钱江时代那样），你很可能反而会觉得尴尬。

对于王澍这种带有探索和研究性质的建筑，如果在实用性上有问题，有想得不够周全地方，其实一点都不会奇怪。普立兹克奖得主们在中国设计的建筑也已经不在少数，哪个建筑你找不出点问题来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他的《幸福的建筑》一书中曾讲述柯布希耶与萨伏伊一家鸡飞狗跳的故事。柯布受托为萨伏伊一家设计的别墅，从建成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局部漏水，一直漏水，几年之后还在漏水，每个房间都漏水，甲方乙方几乎到了要对簿公堂的程度。导致这个恶果的重要原因是柯布在这个房子中采用了平顶设计，使雨水无法快速排走。

但是今天，每本建筑史里都会大谈萨伏伊别墅，他在建筑中所使用的平顶设计在当时获得了全世界建筑界的赞美，到现在仍被奉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

我举柯布的例子并不是说用户体验不重要，相反，如前所说，任何一个使用者真实的个人感受都需要被倾听与尊重。只是，它并不能成为要否定一个建筑师之价值的充分理由。如果你还能接受“柯布西耶是影响世界建筑史的大师”这样的论断，那么王澍建筑中的缺点——当然它还是缺点，就不是不可容忍的了。

在那两天关于“中国人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铺天盖地的新闻与微博上的群情激荡中，王澍本人一直是缺席的。直到一个月之后，央视《面对面》播出了对王澍的访谈节目。他对城市空间的思考，他不妥协、不放弃的理想主义情怀，他所谈到的知识分子的风骨，使这个访谈获得了一边倒式的好评如潮。

访谈主要通过王澍的三个项目：钱江时代（高层住宅）、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和南宋御街（旧城改造），综合地介绍了王澍的建筑观与历史观，工作方法和价值取向。

他通过自己建筑实践，试图在高层住宅中创造住户间的小型公共空间，以重建亲密邻里关系与生活方式的想法（钱江时代）；他在历史风貌区强调要保留原著居民，使其不至于沦为一种旅游业的摄影棚的思路（南宋御街）；他要保留具有延续性的真实历史建筑景观、尊重多样性的历史观（南宋御街），以及先期进行大量社会调查的工作方法，这些是王澍获得评委会认可的重要原因。

这些获奖背后的“真相”，使人们意识到王澍的获奖恰好暴露了中国建筑的问题，不是彰显国家荣誉，而是暴露国家耻辱。或者说，对王澍的认可——无论这种认可是来自于普立兹克奖的评委会或者所谓的国际建筑界，再或者是来自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空间环境里生活的普通人——和对中国建筑的认可正好是反比关系，他获得的认可越多，就越说明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与环境是多么令人不满。

实际上，在整个访谈中，你从王澍的话里听不到什么新鲜理论，或者建筑上的奇思妙想，他所坚持的东西，恰是许多建筑界人士极力倡导的，他对于中国城市形态的恶评，对中国建筑现状“哀莫大于心死”的忧虑，凡此种种，有些甚至已是建筑界的老生常谈。

建筑师们都在感慨王澍碰上了好甲方，能容忍他的低效率，陪着他实现理想。然而，是建筑师对自己理念的深信不疑、“宁可不做”的超脱态度，才创造出这样的好甲方。

可以想象，王澍这个在业界堪称平地炸雷的成功，会引发建筑界一系列的反思，极可能会导致之后几年中从建筑师到业主在价值取向、审美标准都发生一些变化。我不敢评判王澍的成功是不是一个偶然巧合，或者是国际建筑市场的利益链条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我相信，王澍的成功是个个案，因为建筑的形式语言学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而要放弃对效率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却是建筑师与业主都要面对的考验。

王澍的成功，是一个死心眼儿的成功。在聪明人太多的时代，它只能是一个个案。

王澍的冒险
作者：方振宁（作者系建筑评论人）

源地址：http://www.dfdaily.com/html/8759/2012/4/2/771001.shtml

中国的崛起，应该说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建筑也不例外。

全球建筑观察，普华永道以及牛津经济联合发表的报告预测，中国领先的幅度将继续加大，到2020年，中国的建筑业将占到全球建筑业的五分之一，高于目前的14%。全球建筑观察总监，格雷厄姆·罗宾逊称，这是建筑业真正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中国超过原来由美国垄断的建筑大国地位。

但有一件事总让中国建筑界感到抬不起头——尽管中国建筑在世界经济的成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份额，然而，在世界建筑的重要舞台上，却见不到中国建筑师获得令人尊重的荣誉，具体说，享誉全球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就和中国无缘。

然而有来自普利兹克建筑奖门缝里的消息说，中国现代建筑的问题是缺少有哲思的作品。到底是中国缺少有哲思的建筑设计，还是普利兹克评委们没有发现有哲思的作品？当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操作失误，走漏了今年获奖者的人选时，人们才发现，那位一直在中国建筑界有争议的建筑狂人王澍——至少从他在大学里学习起，最关心的就是哲学问题。在最近十年里的一系列建筑设计中，王澍一直在探讨如何不露声色地在建筑中贯穿哲思，但这些并没有引起中国建筑界给他的实践以足够的评价，结果，中国这棵大树上自己结的果子，却被人家的口袋接走。

至少在中国，没人给予王澍的作品赋予普遍性和世界性建筑的评语。在他的建筑生涯中，他在中国没有得到过一次建筑奖项。因此，王澍一步登上世界建筑的宝座，表面上看是给中国建筑界一个响亮的耳光，但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从笔者获得的极其可靠的消息来源，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委们在评奖之前，曾造访北京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当问他们中国建筑师当中谁最够资格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时，清华的教授力推王澍。从而看出，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在评奖之前已经有选向，而在中国得不到任何奖项的王澍，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却有人力挺他呢？

首先,普利兹克建筑奖不是由中国的任何媒体、团体、机构来操作和颁发的奖项，无论颁给哪位中国建筑师都不会涉及到中国建筑界复杂的人事关系。然而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奖项，就需要察言观色，特别是那些体制内的各种关系是最难以平衡的局面。王澍这种连一张获奖表格都不愿意填写的人，一般是不讨人喜欢的。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设计和建筑项目的规模，确实令人刮目相看，特别是在最近两年里，接二连三地获得欧洲各项重要建筑奖项，从而以不得不被重视的对象迅速进入中国建筑界的视野中来。

当中国的建筑界在说“王澍的建筑有些糙”时，来自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评语却说他的设计有着“卓越的品质”。显然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这让我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已走上了一个光滑的冰面，冰面是理想的、没有摩擦力的。但是， 没有摩擦力就不能往前行走。要前进，还是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当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桂冠戴到中国建筑师的头上时，我们又有些受宠若惊，连王澍自己也没想到，因此从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发给媒体的图片资料可以看出，建筑师自己都来不及准备他们所需的资料。

普利兹克建筑奖为什么会如此急切地在中国颁奖？甚至把“在中国颁奖也不一定就是中国建筑师得奖”的风放给媒体之后，居然还是由中国建筑师夺得这项奖项？这反映了欧美急于和中国建立深层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所有的领域，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给予中国足够的注目，那就无法显示出其国际性。

和欧美建筑师以及日本建筑师相比，中国建筑师的建筑设计被国际所认知显得更加困难，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有着独自的文明而独步世界的国家和民族，这意味着他做事有着自己的标准和价值观，在近代社会来自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潮流，中国也卷入其中，全球化就是这一潮流的现在时。可以说，在建筑方面， 中国被西欧的所谓现代主义样式冲击的一塌糊涂，以至于中国自己的， 持续了几千年以上的传统建筑风格和样式已经荡然无存。王澍，是在这样一种现实和背景下，做出激烈抗争和呼喊的声音最大的一位。他的获奖，说明世界听到了这一呼喊。

为什么只有王澍的声音被我们听到了？首先是因为他的狂言，关于他那“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的版本很多，总之，就是中国缺少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缺少建筑师，王澍认识到这一点时还是一名学生，可那时，他就已经断定自己是中国建筑界未来的栋梁。

狂！对一般人来说好像是目中无人，你仔细分析和琢磨之后会发现， 王澍的狂是告诉你回到基本和最初的状态，重视人和自然、人和物、人和思想之间的原初的关系。他所有的言论都围绕着这些内容而展开。当然，当王澍获奖之后，人们都把他说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好像是在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放射出光芒。其实无论在他获奖之后还是获奖之前，说的都是一样，普奖好像是一个标杆，让王澍在世界建筑的舞台上有了高度，其实这些都是一种错觉，他只对那些无法独立思考的人起到心脏起搏器的作用。

得奖对于那些缺少自信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被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但是，对王澍来说，他最初的建筑冒险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个奖项。王澍的智慧在于，他深知，模仿任何一位大师，都不可能在建筑学上有所贡献，因为，如果你缺少基本的反叛精神和对名人的风格加以邂逅的话，那你的一生最多只能获得一个平庸的评价。

王澍的作品无法归类和套到现有的西方建筑批评的模式中去，简单地说，就是你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属于那种风格，这也给定位王澍带来了困难，那么世界是从哪个角度发现和定位了王澍呢？

当代世界在给来自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予以评价时，其实是运用了一个特别的标准，在无法和西方的风格进行对位时，就只好凭直觉去感受了，当他们确实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能量时，于是就把他确认为“中国能量”。比如，蔡国强的艺术也无法归类到西方二十世纪任何一种流派中去，但是他们承认蔡的存在，还是蔡的作品中凝聚和具有瞬间的爆发的能量，王澍的建筑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和气质。当别人问王澍，你设计宁波博物馆(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作 品)时是怎么考虑的？他说：我就想设计成一座山。这座“山”，是王澍在建筑实践上的集大成作，与其说它汇集了众多的建筑手法和语汇，还不如说它是把所有的能量聚合在单一的物体上。

普利兹克奖评委在阐述王澍的获奖理时称：“王澍在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其实，在历史这么悠久的中国，不是只有王澍一位建筑师在考虑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然而，大多数设计师都是直接、简单地使用那些历史符号和元素，而王澍的手法是智慧的，他对中国建筑元素，特别是那些来自工匠手中的技艺，让他认识到在一座普通的、无名建筑师建造的建筑中，有着伟大强悍的品质。然而，王澍的视野和兴趣，不仅仅停留在他的建筑专业上，而是把练习书法和欣赏绘画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手段，他的每一次演讲，都从古代中国绘画开篇。他不认为自己设计的摹本来自欧洲建筑大师，可以看到他向另一个方向挥手，他说影响他的是那张北宋后期王希孟的山水画《千里江山图》。

《千里江山图》何以成为他的摹本？王澍没有细说，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象山校园设计中找到答案。荷兰摄影家Iwan baan对王澍的作品的理解入木三分，那张超长的象山校园二期建筑摄影作品，向我们展示的不只是一个广角建筑照片，而是像千里江山图那样绵延、起伏、回转，从建筑内部延伸到外部，从建筑外部向建筑内部穿梭的走廊，宛如江山图中的盘山路，而构成建筑主题的S形，又像是山脉的远景推拉，从而构成连续的运动，为了让这种运动有节奏如蛟龙卧在丘陵上，王澍用人工的方式为建筑垫起山坡。此外，像山一样的屋顶的大山房建筑，几乎就是北宋后期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的直接照搬。而宁波博物馆好像是把南宋山水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中的高山巨石再现世间，难怪王澍说他想成为宋代的建筑师，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王澍建筑和绘画之间的密码。

普利兹克奖评委的获奖辞一向简洁明了，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说明了王澍获奖的理由：“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然而，王澍的建筑给评委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建筑具有的品质，这样说比较笼统，实际上，他们是对王澍的建筑面积之大，但他却没有进行破坏性的开发给予肯定，王澍的手法是利用有机的、自然的丘陵地势来营造校舍，这种环保的态度让我们回归自然，从而避免了由于全球化带来的重复性景观。王澍说：“在当今世界，人们热衷于谈论科学、技术、电脑，我则喜欢谈论基于手绘和手工艺之上的建筑。”

普利兹克先生认为，评委会决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说，“未来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相一致。”

王澍获奖之后，中国建筑界对这一事情的议论尤其热烈。问题无非是以下几个：为什么是王澍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这个奖来得这么快？即使普利兹克建筑奖对王澍作品的评价是“世界性的建筑”，而中国就有人不信这一套，偏偏要就“王澍热”而来议论“中国建筑设计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王澍的获奖给人有坐直升飞机的感觉，但是他在获奖之前的大量研究和实践，让你感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这个获奖是必然的。我直截了当地问过王澍：“你对你的获奖有没有预感？”王的回答是： “有。但没有想过会是今年。”尽管普奖有时确实是颁给一些世界建筑界鲜为人知的建筑家，但是王澍绝对不是这一类的建筑家，在获奖 之前，2010年他获得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几乎同时他又获得德国的谢林建筑奖，2011年王澍获得法国科学院金奖，之后受美国哈佛大学丹下健三教席的邀请去做客座教授，当教程还没有结束，就传来了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尽管大都是两年之内发生的事情，但这些奖项说明王澍的建筑已经进入世界的视野，同时它也是摘取建筑界最高奖的阶梯。王澍坚守作为建筑家的职业，虽然他调侃地给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取名为“业余建筑”，而实际上正相反，他是把其他的事情当作业余的来做。

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世界一流的？这是一个伪命题。没有一位评委手里掌握着一流的标准，而恰恰是建筑的品质和普世价值，让王澍的建筑设计获得承认。所谓世界性的建筑，我以为是那种超越现代和地域的具有普遍性的建筑。

可能王澍建筑的粗犷和粗野，容易给人以粗糙的错觉，那么我们假设它是粗糙和混沌的，但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这种摩擦力让世界运转。

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如果都是整齐划一的观点，这才是可怕的。

思考很重要，但不要以为自己的思考是最正确的。

争辩不在于分出对错，也甚至也不在于要达成什么共识。大家把观点呈现出来，能互相启发，就是百家争鸣的意义所在了。

顶梁工~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好的建筑作作品为一种艺术必然也是争论的焦点~看过后一笑而过也就罢了~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可能让东西方对于奖项评选有不同的标准，不过要以中国评奖标准，这个人要是一注，最好是院士，高工等等，在我们的社会中王澍其实不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建筑师，因为他可能只做到了概念部分，没有完成完整的方案，不管怎样对于获奖总是对于一个中国独行者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王澍获奖的最大意义不是我们获得什么肯定与荣誉，而是我们发现了有这样一种建筑，引发我们对此的思考与争辩才是最大的欣慰。看过面对面那一期关于王澍的访谈，王澍的建筑有其可取之处，无论大家是说王澍的建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只是杂耍等等，我们换个思维他这种做法是粗劣也好充满意境也罢，起码在中国这个建筑市场中注入一个新的活力引发我们对此方向的思考。

建·筑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之一，这种基本活动承载着人的生理需求与精神寄托。人类存在的方式必然投射到建·筑过程中去，也就是说存在导致发生，这是一个不仅以人的意志而产生的复杂现象，探讨现象的意义是件有意思的事。获普奖本身是有意义的现象，值得关注和持续地探讨。对于王澍本身，个人觉得他在自己的方向上坚持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令人尊敬。他做到了他自己，值得学习。

坚持自己就是好的，一个能和工人坚持十年的在一起，从一砖一瓦做起，那我感觉就值得敬佩，不管中国建筑界怎么看他，他还是一直坚持自己，那种精神那种抗压不是一般的建筑师可以做到的，中国建筑师现在就是人云亦云，能坚持自己的有多少？或许是现实所逼吧。。。。。

回复 靳微微 的帖子

想不到你还挺有思想深度的，此言在理:P

回复 jin1991 的帖子

呵呵，由心而发。。。:loveliness:

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对于中国建筑或许才是最好的吧，一个人的声音过于强大只会使形式趋向于一致，千篇一律

觉得王澍获奖这件事本身为走在这条道路上设计师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发...对建筑批判的标准向来没有统一 也不应该统一 就像老梁说的 一旦出现一边倒就预示着建筑生命力的完结..

看完之手觉得我们中国很可悲。

批评的说的好，赞扬的也说的好，都好，笑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