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安藤忠雄我还是一名“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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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这恐怕是如今的安藤忠雄最经常念叨的一个词。你问他各种问题，他好像都有本事绕回到亚洲的机遇这个话题上来。
早在20年前，安藤就在《都市彷徨》一书里写道：“如同现在的西方文明一般，西方建筑也遇到了极大的瓶颈。在思索如何冲破这些瓶颈与障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些在年轻时曾去造访过的亚洲诸国里所感受到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似乎隐藏着那个可能有所突破的原动力。”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后，安藤是最早作出反应的建筑师之一。他强烈反对在世贸废墟上建任何建筑物，而是提交了名为“镇魂之墓”的设计，希望用一处缓缓隆起的空白，来纪念城市的伤痛。可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安藤由此更加确认美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说：“美国就是一个利益社会，肯定还是希望在原址大兴土木，重新再来赚取财富。以前，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亚洲时代已经到来。”
      又是10年过去，眼下的欧美正经历严重的危机，这使得安藤谈起“亚洲”时底气更足，坐在他对面，你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闪着自信的光芒，感受到他的豪情满怀。而最能代表当前亚洲所具有的“能量”的，无疑正是上海。安藤丝毫不吝惜对上海、对接受专访当天所置身的陆家嘴的繁荣与活力的赞美。这正是他近年频频来访并接受上海诸多项目委托的原因。甚至当被问及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过度拆迁、大量新建因而混杂无序的一幕是否正在上海重演时，他也只是用一句“别忘了维护固有的东西”轻轻带过，全然没有显露出当年猛烈批判东京“巨大毁灭性能量”时那种锋芒。在解释震旦博物馆中的螺旋形楼梯时，他甚至说：“楼梯蜿蜒向上，视野越发开阔，象征着上海是宇宙的中心。”
      此次上海之行，安藤除了为震旦博物馆——他在中国完成的第一个改建项目揭幕，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3月17日将在梅赛德斯-奔驰中心举行的“万人演讲会”宣传造势。主办方估计当天会吸引超过1.5万观众，这对一位建筑师来说是空前的——2005年安藤曾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讲会，当时有1.2万人参与。此次演讲的主题，据安藤透露，同样将围绕“亚洲”这个关键词。他是如此急于表达他的观点，以至于专访中数次在回答问题时“跑题”，滔滔不绝地讲起“亚洲的时代”，希望能通过媒体尽可能广泛地传达给年轻读者们。
      仔细想来，安藤这样的思路也并不突兀，似乎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知识界、文化界，一向就有一种惯性，在碰到西方的压力或者世界性的危机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亚洲的联合。安藤在《论建筑》一书里坦承年轻时深受哲学家和辻哲郎《风土》等著作的影响，1980年还为姬路市设计了和辻哲郎纪念馆。而和辻正是日本近代著名美学家、“亚洲一体”论倡导者冈仓天心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和辻将冈仓英文著作中的思想传播给了日本大众。在他们看来，亚洲的联合、亚洲价值的核心，无疑是以中日为“轴心”的。
      安藤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并不好。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中日恢复邦交后，安藤曾独自来到北京旅行。他回忆说：“我被北京紫禁城那份压倒性的尺度与气势震慑住了。沿着很长很长的路往城的方向走，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前。”这种巨大的尺度对于习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日本建筑师来说，显得颇为压抑和疏离，“这么不寻常的规模就算亲眼见到，对我而言也只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感到莫名地遥远”。紫禁城、天坛等在安藤看来更像是“让人感觉有很强权力象征性的建筑”，所以给他“一种不快的感觉”。那时的安藤，刚从火热的60年代走来，亲历了日本的“安保斗争”和巴黎的“五月风暴”，正热衷于自称“游击队员”，埋头做“城市游击队住居”之类具有极强反叛精神的设计项目，北京城及其建筑严格左右对称的布局以及封闭围合的构成，对他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然而，40年后，中国终于成了安藤自我挑战的“战场”。“艰难的不是游说客户，而是需要跟上‘中国速度’。” 他说，“中国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决定很快，每个项目定下来就马上去做。在中国，似乎非常简单。这个怎么做？就这么做！然后开始切实着手进行。”
      如今的安藤，依然自称是“战士”，但这个“战士”似乎与早年的“游击队员”有所不同。“游击队员”倾心于反抗，对各种既定的秩序、制度、成规和意识形态都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那时候的安藤可以完全不顾业主的舒适度而设计自己认为有创造性的住宅，也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意图将项目扩大、预算超支，屡战屡败痴心不改。
而现在，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战士”虽然斗志不减，依然充满创造的冲动，却似乎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反抗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被“亚洲”这个概念迷住了，陷入进去——就像近代以来很多日本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对于“亚洲”的迷恋。曾经，在这个概念之下，他们怀着最美好的理想，或主动或被动地赞同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战争”也是以“亚洲”价值为号召的。这种时候，他们的心目中往往只剩下那个理想的、极致的、唯美的目标，而很少去考虑达到目标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会导致对罪恶的容忍甚至颂扬。安藤对日本政府的批判始终很严厉，对日本曾经的“愚昧行径和不善行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必须“回过头去反省、审视并调整做法与脚步”，以“改善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但在他对“中国速度”几乎无保留地赞美、对“亚洲”概念相当模糊的强调中，却难免让人有一丝不安，他是不是会为了突出“亚洲”的速度与力量，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亚洲各国非常具体的经济泡沫、政治积弊、民生困境？这会不会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魔鬼的交易”？
      3月17日的演讲会或许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作为建筑师的安藤，为心目中那个代表了未来的“亚洲”究竟规划了怎样的蓝图。(此贴为转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