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克戈：我的2020思考——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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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知名大型国企从事方案创作多年，27岁即获得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被认为是最有才华的建筑师之一。之后5年潜心于项目的全过程设计，在事业最上升期，他选择了艰难的创业之路，只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中国建筑的设计体系。2020年，从一体化、高完成度到项目全过程把控，历经8年打磨的设计体系在项目上得到了充分印证，也让他感触良多。以下是他关于2020的思考。

我的2020思考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文/凌克戈

庚子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可谓跌宕起伏，剧情的反转让时间成为了最牛的编剧。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罕见地晚上9点就困了，然后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感觉元气满满，泡壶茶，聊聊我的2020年的一些思考。

01
关于建筑师负责制与EPC

建筑师负责制最近两三年被不停地提起。在一切建筑师保障制度如设计保险制度、设计费支付保证等前提条件都事实不存在的情况下，在项目建设中建筑师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的实际情况下，建筑师成为“背锅侠”就成了必然。比较恶劣的例子是某地一商场失火先把建筑师抓进去判刑，那请问当初消防是哪个部门批准的？又是哪个部门验收的？

然后说说EPC，在图纸做到施工图施工单位尚且能胡乱改的前提条件下刚有个方案就搞设计施工一体化招标，这岂不是让施工单位想咋整就咋整，然后设计单位按施工结果来出图了吗？施工图设计单位不再是独立的第三方，变成了施工企业的分包。我在西南地区的一个项目就被改得面目全非，质问施工图设计院，人家苦着脸说我的设计费是施工单位付，我能咋办？再叠加个建筑师负责制，那妥妥的建筑师排队进局子。

设计表面上看起来技术含量高，其实很单纯，涉及的面和施工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有经验的施工方给你挖起坑来是太容易不过的事。然而政府项目中EPC是普遍的，在抱怨之余，设计师能做些什么呢？今年都设遇到最大的挑战是盐城的黄海湿地博物馆及酒店会议中心，其中博物馆来自于老火车站的改造。

江苏在EPC项目当中提倡做到扩初再招标，这比有个方案就EPC要好得多，但是如果只是做到扩初，不能把室内、景观等方案完成，不能形成一个相对准确的材料表以及预算清单，同样在后期会失控。EPC招标要想准确，核心是材料的确定和设计的确定，在此基础上才有比较准确的造价。所以建筑、室内、景观、灯光、幕墙等得同步推进，但按常规做法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要同步推进只能建立在优秀的设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在超强的设计总协调过程的基础上，并且设计团队要有建筑、室内、景观、灯光、幕墙设计同步推进（80%工作得自己完成）的能力。也就是说，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设计团队不仅要完成建筑方案到扩初的设计，同时要完成室内和景观方案、幕墙主要节点、灯光方案以及结构检测、风洞试验、标识设计等。都设安排了专业的项目管理团队，同时要求建筑师在做建筑设计时同步进行室内设计及相关的景观概念设计，基于都设的设计体系，设计团队创造了奇迹：两个半月不仅高质量完成了以上工作，同时将750多种材料整理成清单，每个材料有三个不同的厂家以及参考价，这样做出来的概算实际上已经达到预算的深度，在招标时就能有效地控制。

总结经验：项目管理从几个维度进行：内部的管理、若干合作伙伴的管理、对业主的协调、与政府部门的对接；最终实现4个准确性 ：控制造价 、控制设计完成度 、控制施工方采购、控制设计周期。


△ 在云上同步更新的进度表，甲方及设计方可以随时比照


△ 博物馆立面系统说明及算量计价表（提高概算准确度，提高EPC招标准确性）


△ 博物馆材料表与品牌建议（控制后续选材的范围，提高EPC招标准确性）  


△ 某空间室内材料表（控制后续选材的范围，提高EPC招标准确性）


△ 总承包的实施范围（跟踪后续招标流程，细化招标内容，明确投标人的服务范围）

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都设的设计团队协同各合作方完成了博物馆、铁道公园、酒店、会议中心的建筑扩初以及所有专项设计的方案。







△ 部分设计成果——老火车站改造的博物馆及铁道公园






△ 部分设计成果——老火车站棚改造的酒店大堂

△ 部分设计成果——国际会议中心

△ 部分设计成果——主要幕墙节点完成，减少后续扯皮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大型复杂建筑的高完成度绝不仅仅是靠做好建筑设计，如果只盯在设计上，就会将自己陷于自娱自乐的境地。国外的优秀事务所基于先进的管理和设计体系，在大型项目的设计上对还处于手工业生产模式并且执着于这种模式的国内设计单位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这从一线城市大型公建方案基本被境外设计公司垄断可见一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摸索基于国外的先进体系并结合都设自身条件的设计体系，前几年这个体系在完成度方面体现出了优势，今年在项目中更是得到了印证，也由此得出结论：创造奇迹绝对不是靠个人，而是靠组织有序的团队。

我们这个行业很奇怪的是无论行业高潮还是行业低谷，从2015年开始人才都是净流出状态，好的建筑师越来越少，尤其是具有落地能力的建筑师更是凤毛麟角。如果将高完成度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那么伴随着当前快速的人员流动，企业的设计质量将会出现大幅下降。都设和所有的设计公司一样设计人员流动性很大，但无论哪个级别的人被挖走或者离开，完成度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一直在提高，根子就在建立了设计体系。






△ 2020都设的部分在建和建成项目，保持了高完成度


△ 即使850块钱的低造价，依然能通过设计保证精致度

02
2020时代的城市


过去20年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扩充的时代，由于之前城市化比例不高，无论市区还是郊区，都有大量的土地可供建设，即使一线城市的市区，原有的容积率都很低，所以通过拆迁之后建高层依然可以实现建设。到了新的10年，在一二线城市，市区获得土地的代价越来越高，甚至很难平衡，而郊区按照常规的扩张模式规划，必然会带来产业和人口的导入困难，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


1.市区应该建设住宅。现在房地产成为众矢之的，似乎在市中心批住宅用地或者居住类产品就是不正确，市区集中了大量的商办，住宅的供应量锐减，都到了郊区，这样就造成了上下班的瞬间拥堵，而且由于地块和地块之间并非步行连接，大量人流的时间都被花在交通工具上，造成了街道商业人流量不足，机会式消费减少，再加上电商的盛行，实体商业越来越难经营。从统计数据看，一线城市的市区居住人口并没有同比增长。市区拥有的医疗、教育、商业配套是郊区无法取代的，主要的办公场所也是在市区，而恰恰最需要居住在市区的年轻人口却远离市区，这种摊大饼的模式不适合东亚的超大城市，能耗也极大。在某一线城市的前海后海，超量的写字楼集中扎堆，但是居住产品凤毛麟角，写字楼空置率高，一方面是供应量的问题，但核心还是区域规划并未考虑人的实际需求，导致过剩的还在生产，稀缺的居住产品却限制。宜居的城市不是曼哈顿下城那种通常以为的超级CBD，这些年即使在曼哈顿的下城，大量的写字楼也已被改为住宅。


2.容积率。前面提到要在市区做居住，可能大家就会问那土地呢？如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上海内环和东京的山手线以内人口的密度是1:2的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东京的商办物业都红火的原因。市区承载更多人口需要提高容积率，而在上海市区却有居住区容积率上限2.5的规定，这是对土地巨大的浪费。上海设计了那么多超高层，城市容积率却不到3，而19世纪的巴黎一栋高层都没有，城市容积率却是3，这足以说明提高容积率的办法不是只有提高建筑高度一条路。上海市区能够出让的都是单一小地块，应该学习东京和曼哈顿，将单一小地块尤其是住宅性质的的容积率提到8以上，采用塔楼形式、小路网、几个街坊集中规划公园，而不是把绿化摊到一个个小区里去。市区容积率的提升反而有助于减少交通量，并且带动市区的商业的发展，让城市更有活力。现在各个地方都在抢人，难道就没想过通过挖掘市区的人口承载力来承担么？东京的人口密度是上海的2倍，但处处有公园，这就是通过提升单一地块的容积率来实现的。市区高密度人口加上便捷的公共交通才是东亚超级城市的发展之路。近年，东京把大量服务型公寓和国际学校等配套设施整合到了市中心。为了增加住宅建筑的开发比例，更为了匹配今后东京市中心今后的大型商办开发，扩大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强化东京的国际竞争力，东京将容积率增加300%。为什么东京要制定提高容积率的制度？由大型房产商组成的不动产协会，在2015年实施的面向外国人的“在日本如何生活得更加舒适的办法”这项调查中，有43%的回答是“住在市中心，离公司近”。


3.住宅的朝向。高容积率必然挑战住宅的规范。中国的住宅规范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一刀切的，郊区强调朝向没问题，但是市区应该允许居住者有选择。世界上的一线城市比如东京、纽约、伦敦，70%以上的居民租房，年轻人租一个30~40平方米的房子最关注的应该是租金、配套、地段，而不是朝向。沿袭几十年的日照规定是设备很差的时代防疫的要求，今天一线城市的生活节奏让大部分房子朝南已经没有必要，尤其是上班族，早出晚归，你得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机会：在朝向和价格之间有得选。其实在东京、纽约这样的城市，是景观而不是朝向和价格挂钩。


综上所述，我认为未来中国的一线城市应该大量在市区提供居住类产品，无论是住宅还是公寓，通过小街区的模式提升单一地块容积率，增加市区人口，提高步行率，这无论是对于城市的综合能耗还是效率都是有益的，步行可达的街区也能够增加商业的活力、带动就业。东亚是避免不了超级城市的，向东京学习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吧。


03
2020时代的建筑师


2020是新的10年的开端，但整个一年我其实过得并不痛快。相对国企的红红火火，今年民营设计企业的日子特别不好过，一方面民企以住宅为主，今年开发商日子不好过自然连累设计受影响；另一方面民企想要介入到政府投资项目里难度极大，一个审计的难关就让业主自然地选择国企。只有深圳确实是“特区”，不设资质门槛的投标搞得因为疫情停摆的欧美公司蜂拥而至，不过深圳的投标却走向了“迪拜”感，各种夸张，各种炫酷，各种 “奇奇怪怪的建筑”登堂入室。


不得不承认，中国建筑师在过去十年里努力挣来的和国际一线的对话的机会这几年在逐渐减少，外企设计费降了价加上房子涨了价，设计质量和营销噱头就取代了设计费成为高端业主考虑的首要因素，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的状态：一线项目中国建筑师大多就是捧个人场。


大量海外归来的优秀建筑师选择了转行和自己创业，80后、90后们更愿意在小型的项目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功名，谁又愿意花费几年时间默默淬炼自己在大型项目中的能力？在一个抖音时代，练剑十载一朝闻名已经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一年鼓捣出几个网红点才是成名之道。所以未来中国合格的执业建筑师可能会越来越少，大型项目的设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国外的设计企业和国内相比最大的优势并不是年轻人，而是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依然兢兢业业在螺丝钉岗位工作的大量“中年建筑师”，这保证了他们在大型项目中的控制力。而我们即使是顶尖的国有大院，这样的建筑师还有多少在设计第一线呢？而且接班人都差不多断档了。最近10年来中国的建筑设计完成度的下降是看得到的，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我特别想劝劝那些海外归来的在SOM等大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哪怕自己创业，也一定要努力去做同样的项目，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深的护城河。上世纪的大师们无论是密斯还是福斯特亦或丹下、贝聿铭、西萨佩里，哪个不是在大量的城市重点公共建筑中成为公认的行业领袖的，而今天的自媒体时代却将建筑师的评判标准引导到了“网红”，围坐起来策展，互相吹捧。建筑师需要多元化，但是将城市的核心建筑拱手让给外企似乎并不应该是中国建筑师应有的“血性”。平心而论，以售楼处和民宿为代表的小型建筑国内建筑师的表现力已经足够了，这从各种国际奖项中国建筑师成为最大赢家就看得出来，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外企在一二线城市大行其道而鲜见中国建筑师，我们一方面希望业主要给大家公平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能力。


2020年代的建筑师在知识结构、思维体系方面已经和发达国家拉平，中国有大量的机会，这个市场正在从粗放的“解决有无”走向“升级换代”，所以即使建设量下来，改造的量也会弥补，尤其是室内和景观改造未来将会出现井喷，随着一些土地政策的放开，优秀的建筑师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大展拳脚。我个人并不对行业的未来感到悲观，中国太大了，市场太大了，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是巨大的，需求正在从“广度”走向“深度”，从“完成”走向“精细”，对建筑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中国的优秀建筑师是太少而不是过剩。

越是大风大浪，越是弄潮儿的机会。

04
结语


2020伊始，我在团队年会时说我们要走难走的路，因为上坡路难走。这一年无论在广州、深圳还是上海，都设都在市中心实现了突破，对于一个小型民企，这当然是困难的事，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不过立的flag没倒。KPF、SOM到今天已经五六十年了，一批批建筑师和业绩的积累让它们称为全球化一流设计公司；都设才第九年，所以无论多难走的路，只要想清楚了，都应该坚持走下去，为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探索一条路，看是不是走得通。盖里都90岁了，福斯特也快90岁了，我今年43岁，职业生涯第20年，不能让自己心态变老，知识结构要跟上，尤其是要多锻炼。

拿石头磨，钝器会变得锋利，拿豆腐磨，永远不会锋利。2021，与诸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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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克戈  ·

上海都设营造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建筑学会创作委员会委员。荣获2005上海市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新秀奖、2005（上海）第四届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一等奖、2006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入选2009年《中国大饭店》中国十大原创酒店设计师、2009上海10位最具大师潜质建筑师。2001年本科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建筑学专业。

个人代表作品：扬州虹桥坊、姑苏雅集、鲅鱼圈保利大剧院及图书馆、南京白云亭文化艺术中心、武汉西北湖双玺、北京恒泰广场、重庆大学主楼、三亚棕榈泉度假区四季悬崖酒店、厦门海悦山庄、厦门东坪山高尔夫酒店、上海东郊宾馆北楼扩建、成都协信希尔顿酒店、绿地长岛艾美酒店、上海世博中心、绿地三甲港酒店集群、武汉光谷希尔顿酒店、申通集团办公楼、江阴嘉荷酒店、鲅鱼圈金泰文化广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