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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建筑志（公众号ID：jianzhuzhi），本站经授权转载。
“空间与权力关系之间有何关联？
建筑，在权力关系的构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建筑界中提到监狱，就不得不提荷兰著名的三大穹顶监狱：
阿纳姆（Arnhem）监狱、布雷达（Breda）监狱、和哈勒姆（Haarlem）监狱。
它们著名的缘由，不仅仅是因为设计得像囚犯的宫殿，还来自一个对现代生活影响至深的理论——“圆形监狱”理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理论的构思并非出自建筑师，而是由一个社会改革家最早提出，其目的是为解决空间与权力结构的关系。 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洗礼后，“圆形监狱”的原型建筑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而其理念却逐渐渗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圆形监狱”的原型建筑
最早提出“圆形监狱”概念的人，是英国功利主义法理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 他将“圆形监狱”形容为一种“通过人心驾驭人心的新模式”。 边沁认为，一个监狱可以承担的功能，不仅停留在监禁犯人方面，甚至可以是“改良道德，保护健康，振兴工业，普及教育，减轻公共负担……这些通过一个简单的建筑理念就都可以实现！”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事实是，“圆形监狱”的模型设计确实做到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圆形监狱的设计手稿。
在形态上，圆形监狱由一个瞭望塔与环形布局的多个囚室组成。瞭望塔位于中央，所有囚室环绕其四周。 普通的监狱设计中，往往为了压抑与恶化囚犯的主观感受而将囚室封闭起来，没有窗户，没有光线，囚犯们日夜隐身于黑暗中不见天日。 圆形监狱的设计却彻底颠覆了这种理念，通过给予光线来实现“囚犯的自我管理”。 在每个囚室的一前一后分别设计两扇窗户，一扇朝外用于采光，一扇朝内面对中央的瞭望塔，用于瞭望塔的监视。
圆形监狱正是利用这种逆光效果，让处于黑暗中（瞭望塔）的监视者完美隐身，也让处于明亮中(囚室)的囚犯无处遁形。 如此一来，监视者可以随时监视每一个囚犯，而囚犯却无法知道自己当下是否被监视，或何时会被监视，只能时刻保持警惕不敢轻举妄动。 长此以往，便使这种“被监控”的意识内化至心，从而在心理上形成 “自我监禁”。
在圆形监狱中，囚室是通透光亮的存在，却也是相互隔离的孤立存在。 在边沁的构思中，每个囚室只住一个罪犯。无论白天黑夜、工作休息、沐浴进食，一切活动都在各自的囚室中进行。 而囚室与相邻之间的隔墙也被设计得密不透风、音讯不通，以确保囚犯间的完全隔离。 这样一来，囚犯一方面在无时无刻的监视下循规蹈矩，另一方面在完全隔离的囚室中日夜感受孤独，促进自省，由内而外地接受道德改造。
圆形监狱最体现甲方利益的优点，就是能最大程度地降低监狱管理的人力资源开支。 因为它不需要太多执勤的人员，只需要一小批狱警即可完成对一大批囚犯的监视。既减轻了公共负担，在法律上也更为高效，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 这就是“圆形监狱”理念最初的设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圆形监狱呈现了建筑学、光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的完美结合。
2、圆形监狱与权力关系
那么，圆形监狱与权力关系之间有何关联？ 建筑，在权力关系的构架中又是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要从圆形监狱产生的环境说起。 在早期，监狱其实并非普遍化的存在。18世纪启蒙时代之前，所有的法律都体现强烈的君主意志，对罪犯的惩罚方式基本上就是斩头。所以当时的监狱，仅仅是作为罪犯行刑前的临时牢房。 直到18世纪后半叶，随着人道与理性观念的提升，资产阶级的兴起，启蒙时代到来，人们希望能以人道的方式对罪犯进行道德教化和规训，把惩罚对象从“被消灭的敌人”变为“被操纵的灵魂”和“被训练的肉体”。 于是，监狱开始成为道德改造的规训机构，逐渐普遍化。圆形监狱的构思便是基于这种规训理念应运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圆形监狱的出现，体现了权力关系的变革，也体现了建筑在权力关系构架中的角色转换。 在过去，建筑是统治者的权力象征。 统治者通过建筑来展现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将当权者英雄化的方式来操控臣民。 比如凯旋门，皇宫别苑等建筑，无不以展示少数人的高贵与伟大为目的，将作为臣民的多数人排斥在建筑的象征性之外；
而圆形监狱的出现则扭转了这一局面，统治者的建筑变成了在空间上控制臣民，通过其自身结构来形成权力关系的工具。 建筑，不再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是作为权力操控的工具。
3、陆续退出历史舞台的圆形监狱
这是一所秉持圆形监狱理念的老监狱，可追溯到1800年代初期，是法国最早建造的此类圆形监狱之一，目前已被废弃了数十年，法国政府计划将其改造为一座博物馆。
建于1926年至1928年间，于1967年正式关闭，后成为古巴国家纪念碑。 曾关押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他的弟弟劳尔（Raul）。他们在1953年10月至1955年5月期间在里面呆了一年半。
（State Ville Correctional center） 美国伊利诺伊州朱利叶特（Juliet）的最大囚犯监狱，圆形监狱的代表建筑体“F-House”于1925年开放，并于2016年底关闭。 State Ville惩教中心的著名囚犯包括： 约翰·韦恩·加西（John Wayne Gacy）– 1980年因谋杀和强奸33名男青年而被判处死刑的连环杀手和强奸犯。于1994年5月9日处以死刑。 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 1967年4月15日因谋杀八名妇女而被定罪。
（Koepelgevangenis 'De Berg'） 荷兰三大穹顶监狱中的第一所，由约翰·弗雷德里克·梅茨拉尔（Johan Frederik Metzelaar）设计，建于1882年-1883年间，并于2016年底正式关闭。该建筑群被评定为国家古迹。
（Koepelgevangenis van Breda） 与阿纳姆德伯格监狱出自同一位建筑师——约翰·弗雷德里克·梅茨拉尔（Johan Frederik Metzelaar），建于1882-1886年间，于2016年底正式关闭。
由约翰的儿子——威廉·梅茨拉尔（Willem Metzelaar）设计，1899 -1901年期间设计建造，在2012年正式对外开放，后于2016年关闭。
4、社会是一座监狱，我们都是囚徒
圆形监狱的设计，最终目的是形成“自我规训”。 所谓的“自我规训”，用尼采的话来解释就是： 人们不再是被某个主体所控制，而是被自己所创造出的一个高度精细化、高度经济化的巨大社会机器本身所控制。 换句话解释：人们不再关心是否被监视，而是早已在大脑中形成规范意识来约束自我的行为。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圆形监狱”是一种完美的权力技术。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将现代社会比作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监狱”。 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各个机构那一道道高墙就是囚室的四壁，宽阔的街道只不过是监狱中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 整个现代世界都是一座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在监视网路之中，被各种纪律、制度约束，最后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 细想便不难发现，“圆形监狱”理念早已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往浅处说，从公共区域的录像监控，再到数字时代的网络数据监控，无不看到象征“圆形监狱”的“权力之眼”的痕迹。
往深处想，整个社会体制正是通过各种道德律令，甚至宗教信仰来对人们进行思想约束，以及行为约束。 比如，企业通过建立企业文化来塑造职业员工；国家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约束国人的行为； 再比如，古代历朝的帝王推崇孔儒的仁义礼信，欧洲皇室推崇基督教的宽恕感恩，伊斯兰教名称的原意就是“顺从、和平”…… 这些种种，无不是“圆形监狱”驾驭人心的手段。 而身处于社会这座巨大“监狱”的我们，在享受着它赐予的和平与安宁的同时，也必然心甘情愿地成为被权力驯服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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