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文艺青年与理工青年合为一体的学科

随着一个时代的悄然远去，许多即使能够被记得的风云人物也渐渐在各种追忆中模糊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人们当年接受了马寅初的人口预言，那么，今天他的名字还会被一再地提起吗？规划师陈占祥之所以因“梁陈方案”而声名大盛，大约亦有类于此。
　　
　　 并不是说当年的“梁陈方案”就一定正确或一定不正确，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本身已经无关紧要。时间可以淡化一些记忆，就像许多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往往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反思与追问，尽管也许这些事物都曾是一个开创性的时代标志，甚至在当前的生活中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人们多半不会再去关心和讨论。或者，时间也可能让记忆的焦点反转，假设马寅初的人口论或梁陈的北京城建规划在当时可以被接受，而在今后面临新问题新矛盾的时候，也许大众又会对当年的反对意见念念不忘，追思起当年的反对派。立场与是非的纠葛，可以很纯粹，也可以很现实，如果人们总是乐于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去反思历史，恐怕永远都难以找准这个定位。

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
过去，我国把建筑师一般称为工程师。 在西方，称一位建筑师为工程可能引起对方的抗议。欧洲人说：医师的恢复（人体）秩序，律师维持（社会）秩序，建筑师创造（物质世界）秩序。我国的建筑师职称已恢复，这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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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的西方，建筑师就不是独一门的工程师。古罗马建筑师兼军事工程师维曲罗维斯（维特鲁威）提出对建筑师的要求，那就是“建筑是由许多种科学产生的一门科学，各门学问的发展丰富了它的内容；建筑科学有助于对其他技术成果的应用做出评价……”
　　15世纪的大学问家、建筑师和艺术家阿尔培蒂的设计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尺度的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尺度。他提出了建筑师这样的要求，首先是建筑师对后代人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谨慎、明智和有学问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应当既能得到富裕者的欣赏而同时又不违背勤俭原则。
　　建筑师需要对专业的历史与理论做现再评价，需要从综合环境设计去考虑建筑设计，脱离城市总体环境的个体设计思想不应当再保存下去了。他不再以某一个人为服务对象而是整个社会。
　　……
　　在我国，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建筑师地位的社会承认。直至今天，建筑师还仅仅是为“甲方”委托工程“画张图看看”。建筑师接受“甲方”在某一已定基地上的设计任务，只能按此要求进行设计甚至还是去迎合“甲方”领导个人的喜爱。对设计人这样的制约，建筑创造性活动是很难进行的。

这贴变无意中成了一个搜寻建筑历史故事及人物的贴。

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拍一部梁思成传记为题材的电视剧呢？这比拍那些抗日神剧意义要重大得多。
梁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与及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经历战争，内乱，政治运动，命运多舛，有足够的题材和戏剧元素能够吸引人们探寻的目光。
或许这样一个编剧还没有出现：既懂中国建筑，又懂中国历史；既懂艺术，又懂工程；既懂梁思成，又懂林徽因的人。


梁思成说：
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妩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卑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
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于“雕刻美”的市中心建置相较起来，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
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

林徽因说：
你是人间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声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
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
你是天真，庄严，
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徐志摩说：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金岳霖说：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中国私人兴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6年停止活动。中国营造学社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度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1jGHCu0I

一纸清诗吊兴废，山色江声共寂寥。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自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沉的民族自尊。
　　　　　　　　　　　　——梁思成


建筑师比一般人更幸福，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筑师支比一般人更苦恼，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看到丑的作品。
　　　　　　　　　　　　——梁思成


当时的匠师们，每人在那不可避免的环境影响中工作，犹如大海扁舟，随风飘荡，他们在文化的大海里飘到何经何纬，是他们自己所绝对不知道的。在那时期之中，只有时代的影响，驱使着匠师们去做那时代形成的样式；不似现代的建筑师们，自觉的要把所谓自己的个性，影响到建筑物上去。
　　　　　　　　　　　　——梁思成

林徽因梁思成设计出中国最文艺车站





日前，有媒体盘点中国最文艺的9个火车站，沈阳铁路局吉林西站“榜上有名”。这个火车站的设计者为中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林徽因，审定者为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梁思成。如今，这个型如雄狮的站舍静静地“伏卧”了80多年，站内设施仍然保留着当初的状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狮”初醒

沈阳铁路局吉林车务段吉林西站原为吉林至海龙铁路总站，后称八百垅站、黄旗屯站，建于1928年，是一座大型哥特式尖屋顶建筑，占地面积897平方米。主体建筑是方石结构。屋顶为折型木结构，外挂琉璃瓦。钟塔尖离地表为29米，塔内有螺旋型木制阶梯，登上塔顶可俯视四方。该站舍座北朝南，造型如雄狮伏卧，狮尾巧妙地设计成钟塔。室内有壁画装饰。

林徽因、梁思成于1928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而“吉海铁路总站”正是在1928、1929年间建成，时间的重合可见这座建筑在夫妇心中的位置。之所以将黄旗屯车站站舍设计成伏卧的雄狮状，这象征者中国人如雄狮初醒，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甘示弱，象征着中国人民像雄狮一样奋起将侵略者赶跑。

1992年，吉林市人民政府将这座建筑列为市级重点保护单位，成为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见证。因一代才女林徽因亲手设计，她又是著名作家和诗人，2014年10月吉林西站被媒体评为中国最文艺车站之一。

“雄狮”奇伟

该建筑造型奇特，寓意不凡，耐人寻味，作为站舍建筑，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中西合壁的建筑物，即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底蕴，又有西方现代建筑的风格，堪称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之一，“雄狮”奇伟大观尽收眼底。

该建筑坐西朝东，造型如雄狮伏卧：狮头是巨型半圆凸起，内部房间相应呈凹型，从外部看，车站前脸是两只狮耳，北侧是狮子额头，尖塔是狮尾。狮尾设计巧妙，为挺立之塔楼，苏醒之状，昭然若揭。主体建筑为方石结构，规整的石块坚实而美观，呈淡褐色，中间富含云母，在日光下透出细碎的亮斑，通体披上了神秘色彩。屋顶为折型木结构，外挂琉璃瓦。

新中国成立后，铁路部门在1959年、1985年两次对站舍屋架结构进行过维修。令人遗憾的是，屋顶琉璃瓦全部更换了水泥瓦，但内部房间的所有木墙围、走廊的水磨石墙围却保存的完好无损。室内所有地面都是彩色瓷砖铺地，色彩鲜艳如初，花纹图饰中主体图案边缘的线条，仍然保持立体状态，质量耐久，工艺考究，让人惊讶。

最精彩的部分是钟塔。尖顶离地面29米，约7层楼高，呈底方上圆立柱型，极其美观；内有旋转木楼梯盘旋而上，计98级10个小巧缓步台，也是木结构，均没有装饰，但很牢固。80多年了，踏上去竟然没有一点吱呀声，令人叹为观止。楼内房间的棚角线，文雅别致、古韵生辉。仰望顶棚角线，多层次上缩，既不突兀，也不花哨，与下边的木墙围呼应，相得益彰。

2009年、2010年间，由于吉林站改造，旅客客车迁移到这里始发和到达，一时间吉林西站仿佛重现了“吉海铁路总站”当年的热闹与繁盛，越发突显在建筑上的鹤立鸡群。2007年站舍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列为吉林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狮”高歌

如今，车站已经改成货运站，有职工101名。仅专用线就15条，是吉林车务段管内专用线最多的车站。现在，吉林西站已成为沈阳铁路局集装箱物流基地，办理到站大窑湾（大连港）和鲅鱼圈（营口港）的自备集装箱业务，成为吉林市唯一的内陆港集装箱办理站，每年可发送10余万TEU(标准箱)。

针对吉林西站厚重的历史背景，该站创建了“爱国爱站爱岗”教育基地，精心整理制作了9幅图文并茂的宣传板，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富于传奇色彩的文献资料，记录了车站八十多年走过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的沧桑历程。随着基地的日益完善，不仅成为了车站企业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也成为了吉林市旅游观光首选的人文景点。

哈军工的五栋教学楼为梁思成设计
　　


这五栋按各系的序号编号为11、21、31、41、51号楼的教学楼其建筑标准在当时不敢说冠绝全国，也决不会名列三甲之外。
　　
　　五栋教学楼由我国著名的建筑学 家梁思成先生设计，中西合璧，雄浑壮丽。大楼的外型极具中国特色：一水儿宫殿式大屋顶，歇山飞檐，红柱门廊。屋脊上不设鸱吻龙头，而是一边儿一个回头望月的上山虎，昂首翘尾、威武别致。挑檐上也不摆神兽，装饰着由一个骑兵为前导的一溜儿五个具代表性的武器模型作为各系教学楼的识别标志：比如1系的教学楼就是五架飞机跟在骑兵后面，2系当然就是五门大炮了。大楼地基深2.2米，虽不算太深却为钢筋混凝土整体浇铸，如此大面积的整体水泥浇铸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算是突破性的工程技术了，就凭这个让工程承包商松江公司牛气了许多年。大楼的地下室兼作防空洞，钢筋水泥的墙壁厚达60厘米，可承受八、九级地震，配上30多厘米厚的防暴隔离门，顶住千磅炸弹的轰炸跟玩儿似的。大楼的外立面砌的是水洗石，内部为砖石结构，所以承重的外墙更是厚到变态：没有姚明的身高站在屋里别想摸到窗台的外沿，以至于虽然没有空调，整个夏天楼里照样20度上下、凉气森森。可惜为了省钱，陈赓大将没让用原设计方案中的琉璃瓦，只用了普通的灰瓦，后来被军工的首任教育长徐立行打趣为“穿西装戴了顶瓜皮帽”。不过整体看来，巍巍雄姿中虽少了华贵之气，却更添质朴，凝重之美，算不上遗憾。

梁思成林徽因与应县木塔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梁思成的姐夫正在那儿做中国总领事。这对新人真是门当户对，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后来做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同僚，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婚后，梁、林二人越洋到欧洲旅行，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国内。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则在同一所大学的美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经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安排，回国后他们即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1年4月，梁思成夫妇辞去了东北大学的职务，离开沈阳，回到北京，应聘到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私立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其后的6年里，他们夫妇二人有机会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营造学社南迁为止。这6年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考古学家有关中国的考古报告，在这份考古报告中，记述了山西大同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古老建筑，报告称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这让他非常兴奋。但是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是那些古老的佛像，报告中关于建筑的描述很少，他甚至不能肯定这座木塔现在是不是还耸立在那儿，还是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如果还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一切都无法知道，这使得梁思成寝食不安。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建筑史学，中国古代建筑也没有系统的名录，甚至中国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都还是一个谜，那时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没有发现一个，而存世的宋代营造法式还有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一座唐宋之间的辽代木建筑，那会帮助他们抓住中国建筑史中许多重要的关键。
　　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期有一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写道："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心切的梁思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想象应县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个或者几个照相馆，他写封信去请照相馆的主人拍摄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给，他会如数支付全部费用。他真的就写了封信，信上将前因后果写了个清清楚楚，信封上的收信人他写了"山西应县最高等照像馆"。
　　有一天早晨，他们终于收到了寄自山西应县的一个邮件，寄件人的地址是"山西应县某某斋照像馆"，邮件里面正是梁思成渴望已久的应县塔照片。照相馆的主人是一位雅士，他并不要钱，而是请梁思成寄一点儿北京的信纸和信笺给他作为照片的报酬，他在附信中写了因为无论应县还是大同都没有一间南纸店。这里说的信纸和信笺都不是我们今天随便可以看到的样子，那应该是用宣纸精心印制而成，因为宣州在长江以南，所以宣纸也称南纸。
　　据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1933年9月4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和一位仆役，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山西大同。考查了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及城内钟楼、东南西三城楼，9月9日夜林徽因离开大同回北京。9月17日终于来到了山西应县。在《闲谈》一文中写道"......让我们来夸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应县木塔前边--何止竟是上边，下边，里边，外边--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了。"不久，刘敦侦离开应县返京，9月24日梁思成、莫宗江完成应县木塔的调查，回到大同。
　　其实1933年10月7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那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一文的真正作者显然不是林徽因，而是梁思成。因为林徽因1933年秋天根本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至9日午，返抵大同。下午至善化寺工作。是夜送徽因归北平，17日赴应县，调查辽佛宫寺塔。敦桢自应先期回平。24日思成与莫宗江由应返大同，加摄诸寺像片，及量壁藏尺寸者一日。"《闲谈》一文中："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的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走的并不是梁思成，而是署名作者林徽因，这让一些读者产生了歧意。
　　《万象》2000年7月号发表了施康强《应县照像馆旧事》，利用《闲谈》一文的材料，敷衍出来一点情爱的故事："......那是秋初的一天下午，天晴日美，忽然狂风暴雨，雷电交作，街上天昏地黑。几分钟后风止雨息，一丝骄阳由蓝天云隙里射出。阳光下，一位戴软帽，穿西式旅行装的美貌少妇从街角款款走来，走近，走到店门口，拉门，步入。店主人顿觉眼前加倍的明亮。来人用纯正的北京话先开口：请问您是不是某先生？主人称是。来客遂自我介绍：我是从北京来，叫林徽因，外子就是梁思成先生，承蒙您寄给我们辽代木塔的照片，此番我们来贵地做实地测绘，顺便过来拜访，云云。主人如着了魔，半晌方答道：‘啊!梁太太，久仰久仰!‘梁太太环顾四周，似在观察店堂，然后寒暄几句，很有礼貌地告辞。她推门，步出，上街，优雅的背景慢慢消失在街角......"
　　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读过《应县照像馆旧事》后立刻出来讲话。《万象》2000年10月发表了梁从诫7月的来信，谴责了施康强推演出来的文字，信中说："在(19)98年天津百花版‘林集‘中，以上所提《闲谈》一文，是按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载林徽因(音)署名文章原样收录刊行的，未另加说明。但看来不够清楚的是：此文虽署林徽因之名，但那四封《通讯》却是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信，而不是相反(所以才说‘外通讯一至四‘)；通讯中的‘我‘是梁，而非林。事实上，林徽因本人并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初秋，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即我本人)还在襁褓中，做母亲的显然还不便出远门。"
　　60多年前，梁思成把《闲谈》一文的署名权送给妻子林徽因。60多年后，居然闹出一点儿小小的文字公案。
　　据《闲谈》记载梁思成一行人："昨晨7时由同(大同)乘汽车出发，车还新，路也平坦，有时竟走到每小时50里的速度，10时许到岱岳。岱岳是山阴县的一个重镇，可是雇车费了两个钟头才找到，到应县时已八点。离县20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在路上因车摆动太甚，稍稍觉晕，到后即愈。"
　　梁思成在另一篇文章中则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900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第二天他们去看木塔，《闲谈》一文接着写道："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Drewb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文章还写了："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他们给塔照了照片，非常精细地测量了各层的平面，测量了三四十种不同的斗拱，做了塔的断面图，攀到塔顶测量塔顶相轮的高度，然后绘制楼梯、栏杆、格扇的图样，用仪器测量了各檐的高度和塔刹，最后还要抄录寺中的碑文。梁思成写道："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建筑史学家的视野之中，确立了它在中国建筑史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通过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介绍给整个建筑学界。在梁思成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佛宫寺释迦木塔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闲谈》一文中写道："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1056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877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285尺，在中国也就剩下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还收有佛宫寺释迦塔断面图和立面图，此图我倒希望是梁思成、莫宗江当年绘制的旧图。因为这本书是梁思成1942年至1944年写成的旧稿，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撤退到四川南溪的李庄，只能使用1933年绘制的旧图。
　　在应县，测绘之余，梁思成自然不忘去看望那位喜欢南纸的照相馆主人，不幸的是因为生意萧条，那位儒雅的先生已经只修理钟表，很久不再照相了。

梁思成初见应县木塔“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
来源：山西晚报　

　　初识应县木塔，是在教科书里——应县木塔全名佛宫寺释迦塔，楼阁型建筑，平面呈八角形，位于应县县城内西北角的佛宫寺院内，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金明昌六年 (公元1195年)增修，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古建筑中的瑰宝，世界木结构建筑的典范。1961年，成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10月27日，当我再一次走近这座神秘木塔，许多往事，扑面而来。

　　民谣“牵出”宝塔

　　“你要看木塔，走大运高速，一出应县出口，就到了木塔脚下。”电话里，应县旅游局赵畅局长中气十足，“要说古建精华，可不能少了咱这个国宝啊。”

　　从太原出发，车过雁门关半个来小时，右拐上“应县、浑源”方向，雄浑的木塔便扑入眼帘。从应县高速出口出来，沿笔直的迎宾路南行几公里，就到了木塔景区，有花有草有树，秋意醉人。

　　木塔建造在四米高的台基上，塔顶作八角攒尖式，上立精美铁刹。塔每层檐下装有风铃，恰有微风吹来，叮咚作响，十分悦耳。仰望木塔，心中陡生敬畏。

　　赵畅早已等待在此。他说，在华北地区，有一首古老的民谣广为流传：“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民谣流传了不知道多少代，人们拿它当儿歌教孩子，但很少有人注意歌谣中说的这些文物。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人听到这首民谣后惊喜异常，立即将它记到了本子上，这个人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

　　当时通讯很不发达，交通也不便利，如果从北京贸然去山西应县，而如果寻访不到塔，那就会浪费一两个月的时间。梁思成想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写了一封信，寄往的地址是“应县最大的照相馆”，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帮助拍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信中还附了一元钱。当时，一元钱足够照几张相了。同时，梁思成还承诺，如果摄影师帮助拍照，他可以送摄影师一份礼物。这一招还真管用，应县“白云斋照相馆”的摄影师按他的要求，拍了木塔照片寄过去，大喜过望的梁思成立即回赠给摄影师几件文具。

　　1933年夏天，梁思成和同事刘敦祯、莫宗江从大同下火车后，搭驴车赶往应县。在离城大约还有好几里地时，梁思成突然发现，前面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他惊叹道，“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梁思成发现，应县木塔建于辽代(1056年)，高67.13米。“木塔现在的高度是65.838米，”赵畅说，“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今年的测量结果。”

　　一座斗拱博物馆

　　登上木塔台基，赵畅说，木塔的设计，全靠斗拱、柱梁镶嵌穿插吻合，不用钉不用铆，“全塔共用斗拱54种，是我国古建筑中使用斗拱种类最多，造型设计最精妙的建筑，堪称一座斗拱博物馆”。

　　木塔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枋、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上世纪20年代，西欧才将中空式结构作为最新科研成果使用，比咱的祖先晚了800多年哩。”

　　单从外表看，木塔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实际上，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八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有人计算过，整个木塔共用红松木料3000立方，约2600多吨重。”赵畅说。

　　进入底层，南北各开一门。11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坐北朝南，神态怡然，座下八角各饰力士一尊，威猛中不失可爱。顶部穹窿藻井给人以天高莫测的感觉。壁面有六尊如来画像，如来顶部两侧的飞天则活泼丰满，门洞两侧壁上也绘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拾阶上二层，方形坛座上塑一主佛、两位菩萨和两位胁从排列，姿态生动。二层以上周围设平座栏杆，二至五层每层有四门，每层装有木质楼梯，游人逐级攀登，可达顶端，只是近年为保护木塔，仅允许游人登临二层。赵畅说，三层有坛座呈八角形，上塑四方佛，面向四方；四层塑佛和阿傩、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释迦坐像于中央，八大菩萨分坐八方。站在二层凭栏远眺，恒岳如屏，桑干似带，心旷神怡，应县县城尽收眼底。山门前，121幢具有辽金风情的古色古香的楼房排列有序，后面是0.7万亩的塔北生态公园，东面新修的民居红墙碧瓦，西面是保护起来的古城墙，叙述着沧桑。

　　“想当年，木塔被包围在一片低矮的民居中，有的房龄已近二百年，椽檩朽烂，墙体剥落，东歪西斜，生火做饭的烟囱就在木塔下。塔底下，夏天是蚊蝇园，冬日成垃圾场，坑洼不平的街道几乎没有基础设施，雨水污水全靠蒸发。接待个客人，还得拣天气，要不无处下脚。”赵畅眯着眼，陷入回忆，“2004年，县委县政府仅用13个月的时间，就把应县的老城拆掉三分之二，把木塔从危险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木塔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申遗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他随后建议记者，“你再和木塔文管所马玉江所长好好聊聊，咱木塔里发现的宝贝他最清楚。”

　　旷世珍宝藏木塔

　　马玉江所长比赵畅更健谈。说起木塔，眉飞色舞，如数家珍。

　　木塔建成后，历代名人挂匾题联，寓意深刻，弥足珍贵，为木塔增色不少。其中，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率军北伐，驻宿应州，登城玩赏时亲题“峻极神功”；明武宗朱厚燳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督大军在阳和(阳高县)、应州一带击败入侵的鞑靼小王子，登木塔宴请有功将官时，题“天下奇观”。塔内现存明、清及民国匾、联54块。对联也有上乘之作，如“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乘风步月万家烟火接云霄”、“点检透云霞西望雁门丹岫小，玲珑侵碧汉南瞻龙首翠峰低”。

　　1966年10月19日，一游客登塔游览，在三层佛坛座下，捡起一个花式银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佛家七珍与佛牙舍利，一共35件，交给时任木塔管理员保存。1974年7月28日，由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祁英涛主持，国家、省、地、县7位文物专家对木塔的各层塑像自上而下检查残破状况研究保护措施，意外从四层主佛像发现大批辽代秘藏。研究断定，1966年发现的花式银盒，亦为四层主佛像所出，是十年动乱之初有人从四层主佛像胸部凹槽内移藏于三层佛座下，但最后未能取走。

　　1974年的木塔实施抢险加固工程，工作人员发现四层主像释迦牟尼佛像胸背部开洞。以木棍探测，觉得有物深藏于内。经设法提取，得到卷轴两件，一为刻经，一为绘画《神农采药图》。后经清理，又发现一批卷轴文物和刻经。当年9月，检查人员发现二层主佛像被人撬开，维修人员及时报案，抓获嫌犯木匠王某，共追回银盒、水晶石、水晶葫芦、沉香木及佛牙舍利等共计36件；1974年11月18日，在二层主佛像腹内取出佛经30卷，残卷两包；1977年9月10日，在一层清理出佛经30卷，残卷12包，手抄本4包。至此经过前后5次发现清理，共得佛牙舍利两颗，佛经75卷，佛画四幅，佛教七珍68件，残卷15包，手抄本4包。“从木塔里发现了600多件文物，其中90多件辽代秘藏以及三色彩印《释迦牟尼说法图》，都是辽代绝品，世界惟一的！”马玉江仰望木塔，一脸自豪。

　　历经磨难依然屹立

　　采访中，最让马玉江心痛的，是历史上几次对木塔的人为破坏。

　　1926年军阀混战时，木塔曾中弹200余发，至今弹痕可见，所幸当时枪弹杀伤力不大；1934年，也就是梁思成测量木塔后的第二年，民国政府对木塔进行了一次“大维护”，拆除了各层间的泥夹墙和斜戗，换成了现在的门和窗。次年，梁思成再来应县，那个“红白相间”的宝塔已经失去原来光彩，他顿足捶胸，止不住仰天长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组认为，就是这次错误的维护，“大大降低了各层的抗侧移刚度和承载能力，使得每层的结构整体性减弱。”其实，损毁不止于此，原来的泥夹墙外表是光滑的白色，里面则是美轮美奂的彩画像，这一切再难复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县曾在塔内召开“万人大会”，每层都安装了喇叭，坐满了人。“你想想要承受多大的重量，能对木塔没有损伤？！”马玉江怜爱的目光，始终离不开木塔，“幸亏木塔基土主要由粘土及砂类组成，承载力大。夏天塔上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麻燕，专门吃木头上的蛀虫，无意中成了‘护塔卫士’”。

　　虽然历经磨难依然屹立，但木塔还是倾斜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监测表明，目前木塔整体和局部倾斜变形都在继续发展，方向是东北方向，原因是木塔周边常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近6年，变形明显加速。”这个信息，让马玉江寝食难安，“强震而不倒，雷轰而不焚，炮火而未摧，难道能叫风慢慢地刮倒？”

　　马玉江不信，记者也不信，专家们总会研究出高招来的。

　　应县坊间则更相信有三颗宝珠护佑着木塔。“避火珠是说天空打雷，炮火袭击，木塔一概没有失过火，是有避火珠把火逼走了；避水珠是说原来应县城四个角都有水，可是到了塔底下就没有水，这座塔寺也不下沉，是避水珠起了作用；木塔上面一直没有尘土，就是说一有尘土，避尘珠就把尘避走了。”马玉江这样解释。

　　应县人无不以木塔为荣耀，每到端午节，大都会登临祈福，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木塔。

　　

在网上找到了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原版稿件。

继续为楼主点赞

拍梁思成传记的中国也就高晓松勉强可以了吧

未完成的事业《未完成的测绘图》
　　
　　 《未完成的测绘图》是中国营造学社对西南诸生的古建筑调查测绘的成功，可是因为抗战的原因一直没有整理完成。
　　
　　 前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66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五台山佛光寺为他们新的发现惊喜万分，寻找中国古代唐朝留下来的木结构建筑，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多年的心愿，那时知道中国最早的木建筑是宋辽时期的，可是日本奈良还保留这法隆寺和唐招提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日本建筑专家不但写出了《中国建筑史》，还断言，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没有唐朝的建筑了，想看唐朝的建筑，只能去日本。梁思成不相信，非要去寻找不可，根据一幅敦煌壁画，梁思成终于在五台山的一个偏僻角落豆村，找到了佛光寺，经过几天的调查后确定这就是唐朝的建筑的时候，梁思成真的想赶快告诉所有人，他找到了，找到唐朝的建筑了，而且佛光寺不仅建筑是唐朝的，佛像、壁画、文字、外面的塔幢都是唐朝的。
　　
　　 可是就在这时候抗战开始了，梁思成和林徽因赶紧回到北平，然后把营造学社的家底，那些图纸和照片存放在天津租界一个银行的地下保险库中，然后开始了流亡的生涯。从北平到天津乘船到青岛，然后从青岛到郑州，然后乘火车到武汉，最后到长沙，可是在长沙没待上多久就又出发去了昆明，到了昆明算是稳定了下来。营造学社主要靠的是庚子赔款基金，所以当他们和基金联系上以后，就准备回复营造学社的工作，基金说只要梁思成和刘敦桢在一起，那么就认可这是营造学社，于是营造学社又开始了工作，在1939-1940年对云南、四川、西康西南诸省约53个县、市实地调查，在炮火声中，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可是到了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并为平静，根本没有给他们整理这些资料的时间，内战就爆发了。最后因为无法取得庚子赔款的支持，营造学社只能停止了工作，最后的资料甚至人员都留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建筑系就是靠此起家的。
　　
　　 近年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将这些资料整理成册，出版，让我们得以看到在那中国最艰苦的年代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做出的卓越工作，值得我们深思。
　　
　　 书里面的测绘图一如既往的精美，里面云南的比较多，昆明丽江的最集中，建筑的种类也很复杂，除了寺庙还有会馆、民居、塔幢、陵墓、桥坝，最后还把山西的永乐宫也加进来了。民居里面还有他们在昆明住的龙头村，他们走到哪里测量到哪里，抓紧一切机会，强在时间前面留下一份测绘图，六十六年过去了，这些曾经测量过的建筑中很多都不存在了，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毁于建设，因为我们还未认识到这些建筑的价值和意义，等到我们开始珍惜它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当年梁思成为什么那么着急的想要把每一个建筑都测绘下来，因为中国的建筑是承载中国文化的精魂所在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核心建筑之一--中国馆.它的四根核心筒支撑巨柱矗立在超大规模的地基上,钢结构从柱高约30米处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呈拱斗型。

其设计灵感是不是参考中国拱斗结构变化而来的呢？

楼主很有心，赞